国家免除农业税的政策，给河北灵寿农民王三妮带来了实惠，也给他带来了铸鼎的冲动。王三妮当年60岁，从事青铜铸造15年，对鼎的知识比较了解。“鼎代表着权威，也是一种文化，我想通过铸鼎刻铭，把国家免除农业税这件大事告诉子孙后代，让他们永远记住。”王三妮说。历经一年多时间、由他自己设计铸造的“告别田赋鼎”面世。乡亲们看后纷纷称赞：老王真行，通过这个鼎道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告别田赋鼎”由青铜铸造，通高99厘米，最大直径82厘米，重252千克。鼎腹上部是《告别田赋》铭文，共计560字，文中历述田赋的变迁、记农业税废止事以及农民生活的变化。鼎腹下部刻四海水纹，高浮雕龙、瑞兽。鼎表瑞兽祥云，龙与兽由祥云围绕，寓农民欣逢盛世；寓意国泰民安、社会和谐。“我是农民的儿子，祖上几代耕织辈辈纳税。今朝告别了田赋，我要代表农民铸鼎刻铭，告知后人，万代歌颂永世不忘。”铭文最后这样写道。

2004年3月，国务院宣布逐步免除农业税。2006年1月1日起，《农业税条例》正式被废止。“延续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不用交了，而且国家还给粮食直补款，这在历朝历代都是没有过的。”王三妮算了一笔账：家中7口人，14亩地，以前每年要交农业税费532元，现在不但不交钱，政府还补给他家216元，里里外外算下来，一年直接受益748元。

据史料记载，农业税始于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到汉初形成制度。历史上，“皇粮国税”一直牵动着中国的兴衰。尽管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改革，以扩大纳税面，让有地产、有钱财的人多纳税，但由于吏治腐败，负担最终转嫁到农民头上。即使是屡被提起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也只是短暂的轻徭薄赋，历代封建统治者始终未能跳出农民负担越减越重的“黄宗羲定律”。

在漫长的中国农业社会历史上，政府收缴农业税、农民交纳农业税从来都是天经地义的。历朝历代，只有过局部减轻包括农业税在内的税赋的举措，还从来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的先例。农民一直是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又是收入增长最缓慢、生活最艰难的社会弱势群体。因此，取消农业税，首先体现了党和政府执政为民，扶持社会弱势群体的施政理念。

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于1958年6月3日颁布了农业税条例，这一古老的税种，已延续了2600年的历史。

让我们记住中国农民的贡献：革命战争时期，广大农民用一辆辆装满粮食的小推车，“推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又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几十年来，农业税一直是国家财力的重要基石。农业收入一度占国家财政收入的40％。据统计，从1949年至2000年的52年间，农民给国家缴纳了7000多亿公斤粮食，农业税也一直是国家财力的重要支柱。从1949年到2003年，全国累计征收农业税达3945.66亿元。正是依靠农业“乳汁”的哺育，新中国从“一穷二白”的起点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转折始自2004年，国务院开始实行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据统计，免征农业税、取消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可减轻农民负担500亿元左右，到2005年已有近8亿农民直接受益。2005年12月29日下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经表决决定，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于1958年6月3日通过的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这意味着9亿中国农民从明年第一天开始，将依法彻底告别延续了2600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

但毋庸讳言的是，“三农”问题积累有年，不可能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能获得彻底解决。农业部部长杜青林“四个没有”的论述，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解决“三农”问题难度的清醒认识：农业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并没有改变；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并没有建立；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消除；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农村改革和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和攻坚阶段。”

取消农业税，可以使广大农民手头得到真正的实惠，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农业税废止的意义，不只在于农民负担的绝对数量下降了多少，而在于它破除了农民长期承受的不平等待遇，这势必会对城乡统筹发展起到助推作用。还要落实“以工促农”，主要是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补贴方式、农民职业技术培训等方面的投入。至于构建“以城带乡”的发展机制，一是加快城市化进程，让更多农民转变为市民；二是加快建立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三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为农民工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取消农业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农民的一种解放。在我国，以农业税为载体，派生出从农民、农村、农业摄取的税费的品种多得令人眼花缭乱。因此，农业税的取消，一方面意味着我国经济结构在升级的过程中，农业的比重正在逐步降低；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目前已完全具备了取消农业税而不至于影响国家全局发展的经济能力。取消农业税，对小区域经济中的财政税收结构的影响是最大的，特别是县域经济。因此，取消农业税，实际上是对财政税收结构、小区域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甚至是国家宏观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的开始，意味着我们的改革已开始走向最艰巨的领域。

废除农业税条例，虽然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但毕竟已经迈出了这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关键一步；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但毕竟已经开始破题，并向“深水区”挺进。

取消农业税这一重大举措，得民心、顺民意，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广大农民的关爱、对农村繁荣的关心、对农业发展的关注，不仅有利于促进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富裕，而且关系到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伟大复兴，并将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鎏,蔡键,林晓珊.农业补贴政策“三补合一”改革：演进轨迹、作用机理与发展策略[J].经济体制改革,2021(03).

[2]马亮.深刻感悟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发展的变守之道[J].中共伊犁州委党校学报,2020(03).

[3]赵一夫,王丽红.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乡村治理发展的路径与趋向[J].农业经济问题,2019(12).

（作者：丁冬梅 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