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步履维艰，国营企业仍然处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严重束缚之下。1984年10月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其中心环节是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1984年也被称为中国现代企业的元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围绕国有企业扩权试点、试行经济责任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逐渐展开,而企业改革的开始源于一封公开信……

1984年3月23日，“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在福建福州成立。会议期间,55位参加会议的厂长经理们开始私下交流怎样搞活企业,谁成想个个都怨声载道,诉说“无权”之苦，无权招收和处理任何一个职工，无权支配奖励的发放，搞个项目要盖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印章，修个厕所也要层层报批……大家普遍感到同病相怜。“一个个国营企业,都被现行体制的条条框框捆住了手脚,企业只有压力,没有动力,更谈不上活力。”于是，福建省55位厂长、经理在时任福建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黄文麟的带头下，以“请给我们松绑”为题，联名向省委书记项南、省长胡平写了一封信。

这封言辞恳切的公开信的内容是这样的：“我们认为放权应该把权利落实到基层企业，为此，我们冒昧地向你们伸手要权。我们知道目前的体制要想实现大的改革还不太可能，但请给我们松绑，给一点必要的权利应该是可以做到的……”信中，厂长们明确提出需要“松绑”三大权利：一是人事权，即除了工厂正职和副职，其余干部都由企业自行任免，允许职务浮动，废除“终身制”；二是财权，即企业奖励资金由企业内部根据实际情况自主支配；三是企业自主经营权，在完成国家指标后，由企业自主组织生产和销售。这封公开信被认为是中国企业家以集体的、有组织的方式进行权益争取的唯一一次行动。

黄文麟是主管福建省企业改革的主要官员之一，在他的支持下，这封公开信当日就被送到了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的办公桌，当时就得到了项南的肯定，并批转给了《福建日报》。第二天，这封公开信便一字不漏地在《福建日报》的头版头条刊出，福建省委组织部随即开始了厂长权利、企业人事任免、干部制度改革等方面的研究。公开信发布不久,1984年4月福建省政府就接连下发了9个改革文件落实企业自主权。一周后，《北京日报》也在第二版头条位置刊登了福建省55位厂长呼吁“松绑放权”的消息，随后全国的报纸纷纷转载，“松绑”新闻持续发酵，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新闻事件。

这封呼吁信在当时的中国无疑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1978年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小到一颗螺丝钉都要靠计划安排，我国国有企业不具有自主经营权，企业积极性严重受挫，不仅企业自身难以为继，更制约了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有企业改革开始“放权让利”，从1981年10月企业实施以利润分成为主的工业经济责任制，到1983年初全面实行“利改税”， 但国营经济还是一个“大锅饭”，并没有从根本上激发国营企业的活力。这封公开信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实行厂长负责制”，呼吁通过真正的“放权”调动企业积极性，这是中国企业家在改革开放日益提速的过程中自主意识和自强精神的崛起。“公开信”顺应了时代的需要因而迅速在全社会形成共识，从而使“松绑”新闻滚雪球般的引发了全国性的轰动。

“松绑新闻”被认为是国营企业改革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此后改革的步伐迈得更快了。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顺势颁发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所有权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开”，这是我们党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得出的全新认识。此后，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活力成为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营企业开始广泛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一些企业甚至进行了股份制改革的尝试。1986年12月，国务院在《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中又提出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可积极试行租赁、承包经营，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要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这些决定有力地推动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松绑”放权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为以后的国有企业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松绑”放权开始，国有企业积极探索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下的企业经营机制转变，国有企业开启了漫长的改革之旅……

参考文献：

[1]中央电视台《复兴之路》节目组.复兴之路（中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2]吴晓波.中国企业史[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

[3]福建社会科学院.三十年的探索：福建改革开放的回顾[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

（作者：刘翔未 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