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封闭自守的经济体，是纯粹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使中国经济陷入了空前的泥潭。任何一段历史都是不可替代的，尤其是1978年以后的中国，是独特的，是最不可能重复的。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里，改革开放使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华丽蜕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转折时期——改革开放。1980年开启新征程的中国迈出了改革开放的关键步伐，这项石破天惊的新举措就是创办经济特区，毗邻港澳的广东省“先行一步”，从此，中国开始走向世界，一批批沿海港口、沿海城市、特区相继建立，中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

“经济特区”的创建和一个名字是分不开的，那就是习仲勋，当年广东省的省委书记。1978年4月至1980年11月，习仲勋主政广东2年零8个月，主导了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1978年3月，中央委派习仲勋南下广东，担任省委书记。“你去，杀出一条血路来！”带着邓小平对他的嘱托，1978年4月，65岁的习仲勋走进广东省委大院，他身材高大，虽然已两鬓花白，但依然精神矍铄。当年的广东，每年偷渡逃港者数以万计，日以继夜的伏案工作也没能阻止他停下脚步，7月的一天，习仲勋选择了逃港现象最严重的宝安县（也就是后来的深圳）开始了他到达广东后的第一次地市县考察。

在收容所，面对一个个外逃青年，他百感交集……习仲勋径直走向了其中一个外逃青年：“社会主义那么好，为什么还要跑到香港给人当奴仆？”青年支支吾吾地说：“我们也是没办法，穷啊，到香港容易找工作。”当年，当地农民一天的收入不过1元钱,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为60多港元，工人在香港的日薪是在广州的100多倍！当年，一水之隔的香港是多少人的希望之地，是多少贫穷的中国人走向美好生活的大门。习仲勋沉默了……他暗暗下定决心，内地的贫困问题必须解决，解决的办法唯有改革，否则逃港问题就会一直持续下去！我们要对人民负责！从这时候开始，改革从广东悄悄地起步了。

回到省委大院后，习仲勋及时做出了工作部署：一方面派出了张勋甫（省计委副主任）等对宝安、珠海进行了实地调查，提出了在三五年时间内把宝安、珠海建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基地的设想；一方面派出了杨应斌（省委秘书长）和黄静（副省长）带着地委书记们参观香港，虽然香港和内地近在咫尺，但香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使大家深切地感受到，改革开放已经刻不容缓。1978年10月，广东省革委会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的报告，中国创办经济特区的想法初见雏形。

1979年4月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提出要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实行单独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定名为“贸易合作区”。这一设想得到了政治局的支持，但是仍然有人担心，国门一旦打开，资本主义的东西就会像洪水猛兽一样涌进来而一发不可收拾。然而，在中国南方门户的广东，“开放”已经是民心所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1979年7月15日，中央同意在广东和福建两省建立“出口特区”。1980年3月，中央进一步指出，特区除了拓展出口贸易，还要发挥技术窗口、管理窗口、知识窗口、对外政策窗口、开放基地等多方面的作用。至此，“出口特区”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特区”。1980年8月26日，中国向全世界宣布：社会主义中国创办了经济特区！一场大的变革正式拉开帷幕！

从此，中国人民的能量迸发出来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在很短的时间里获得了巨大发展。这些曾经落后的边陲小镇、荒滩渔村，转瞬间变成了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尤其是深圳，它神奇的创造速度举世震惊，被称为“一夜崛起之城”，已然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志。1984年邓小平正式宣布中国设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同年，中共中央宣布向外国投资者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1988年，宣布建立海南经济特区；从此，中国的对外开放形成了由点到面、沿海全境开放的格局。90年代后，开放地区进一步向西部和东北扩展，全面开放的中国终于驶上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创建经济特区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次伟大创举和成功尝试，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的大胆创新，它影响了中国开放的走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吴晓波.激荡三十年[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

[2]闫茂旭.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经济[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

[3]叶晓滨、任琦.习仲勋与深圳经济特区纪事[J].党课参考，2018(7).

（作者：刘翔未 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