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的人生是被高考串联起来的，许多人从入学直到成人前，几乎一直在“准备高考”。无论对高考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不可否认的是，高考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国家建设选拔了无数人才，无数人从此改变了命运。

1952年，我国第一次实行大学统一招生，建立起了新中国的高考制度。从1952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高等学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命题、一次考试、分批录取的办法。招生工作的原则是：阶级路线和政治与学业兼顾。生源主要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其他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这种办法基本上符合当时高等学校选拔新生的需要，录取的学生政治、学业质量都是比较好的，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合格的人才。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通知指出以往的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必须彻底改革”，并宣布当年的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7月24日,又发出了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从该年起高校招生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取消考试制度，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事实上，因各地忙于进行“文化大革命”，均未进行招生工作。从此，高校停止了招生。后来,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成千上万高、初中毕业的知识青年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同时，大学教师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大学名存实亡。

1972年，大多数高校又开始恢复招生。但这次招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只“选拔具有二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不招收应届毕业生，取消文化考试，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没有任何文化考试的推荐选拔的大学招生制度开始实行。这期间，进入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文化基础参差不齐，有的人甚至不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基础，大学教学活动难以进行，还要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

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时，高考招生办法仍未改变。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广大群众对当时的招生制度非常不满,“人民来信”如雪片般飞向教育部。一些老同志也给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写信，提出恢复高考制度迫在眉睫。

此时，面对问题和呼声，邓小平的心情十分急切。虽然他尚未复出，但他一直在关注着科技教育界，并已经在脑子里开始筹划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和恢复高考制度。

真正促使高考制度再次登上历史舞台的是邓小平。1977年7月17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了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国务院副总理等重要职务。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请缨，分管科教工作。

8月初,他提议召开了一个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座谈会请来了包括周培源、童第周、苏步青在内的40多位教育界专家和官员，他们在人民大会堂畅谈教育。邓小平坐在会场，认真地听大家的发言，很少插话。会议开始时，大家发言都很谨慎，但谈了两天后，谈话口子越来越大,很快就变成对“推荐制”的批判。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谈到清华大学教育质量很差，许多人只有小学水平，入学后还得补习中学课程时，邓小平很不满意地说：那就应该叫作“清华小学”“清华中学”。

其中，武汉大学的查全性先生发言最为震撼人心，在会场引发了强烈共鸣。

他开门见山地指出：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问题还是招生制度。

他痛陈了当时招生制度的四大弊病：“一是埋没人才。大批热爱科学，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而某些不爱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却占据了招生名额；二是从阶级路线上看，现行招生制度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他们如果没有特殊关系是上不了大学的，这一点比文化大革命前还严重；三是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愈演愈烈。今年的招生还没开始，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了；四是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的教与学的积极性。现在连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

大家感觉，查先生的发言，切中要害。在座的科学家们发言踊跃，一致建议国务院下决心恢复大学招生制度。

听完大家的发言，邓小平当场表态：“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时任教育部部长刘西尧说,今年恢复高考来不及了。招生工作会议已开过了。邓小平说，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召开一次招生会议就是，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他的表情很严肃。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教育部决定立即在北京重新召开招生会。

随后，从当年8月13日开始一直到9月25日，教育部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这是建国以后时间最长的一次招生会，会期45天。会议争论十分激烈。焦急不已的邓小平提出了他的招生标准：“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最后，会议终于得出一个可行性方案，这就是《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文件确立了“废除推荐,恢复高考”,为“四化”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正确方针。采取“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贯彻群众路线，根据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

这个《意见》,确定了具体招生措施，主要包括：一、劳动知识青年可以报名，应届高中毕业生也可以报名；二、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才可以报名；三、废除推荐，必须通过大学入学考试；四、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清除“左”的影响，破除反动血统论；五、德智体全面考查，择优录取。1977年10月21日，中国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高考制度正式恢复。

十年积压，使1977的高考成为中国竞争最激烈的一届高考，当时的报考人数是573万，录取名额为27.297万个，录取比例为29:1。这也是恢复高考以来，惟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考试。当时，由于资源严重匮乏，如何解决高考试卷纸张，竟然成了一个叫人头疼的大问题。问题最终反映到邓小平那里，他当机立断，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纸张，先行印刷高考试卷。

在这个涌动着春意的冬天里，中国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如今，40多年过去了，邓小平当年做出的决策，其意义早已超出高考本身。他让一代代中国人明白：教育不仅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还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民族的命运。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教育是未来、是希望。

参考文献：

[1]本刊编辑部.恢复高考制度的台前幕后[J].党史文汇,2017(10).

[2]龙平平,张曙.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J].党的文献,2007(4).

[3]王永钦.教育的春天——1977年推翻“两个估计”和恢复高考前后[J].党的文献,1997(4).

（作者：范映渊 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