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当中国国内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恢复与重建的同时，国际环境却并不太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敌视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对新中国采取孤立、遏制政策。1950年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悍然出兵朝鲜，直接威胁新生的共和国，为保家卫国中国毅然抗美援朝。在中国的南边印度支那地区，越南、老挝、柬埔寨正在进行英勇的抗法战争。1953年朝鲜停战，亚洲局势才趋缓。为了给国内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党中央在外交方面展开积极的活动。

朝鲜停战后，中国主张举行多国参加的圆桌会议，解决朝鲜问题，促进国际间的合作，但美国一直阻挠，并不想真正在朝鲜停战后撤军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最终，在苏联政府的多次提议和推动下，美、法、英才同意于1954年4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有关国家参加的会议，来共同解决朝鲜和印支问题。

1954年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开幕。会议历时51天。期间，由于美国的阻挠，会议未就朝鲜问题达成任何协议。但是，在周恩来的斡旋下，除美国外，有关各方终于达成了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和三个停战协定，并发表了最后宣言。

在日内瓦会议上，中国首次展现了追求和平、寻求合作的大国风范。当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在国际会议上发出声音之时——“我们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和维护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国家制度而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同时，我们也要求其他国家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会场凝神静听。会后，有300多位记者挤进“记者之家”会议厅，听取中国代表团发言人介绍周恩来发言情况，而在邻近的美国代表团记者招待会上，当美国发言人重新介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发言时，记者们喊道“不必多说，我们都知道了。快告诉我们，周恩来说了些什么吧。”第二天，几乎欧洲所有的重要报纸都在一版头几条的最重要位置刊登了周恩来的发言。周恩来在会议中的发言及多边外交中展现出的协商精神及寻求和解的宽阔胸襟，给与会各国代表留下深刻印象。

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的身份参加的重大国际会议，是中国通过大型国际会议争取和平协商解决重大国际争端的首次尝试和运用多边外交的开端。在日内瓦会议上，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为国际关系在协商对话中走向稳定开创了良好的范例。通过这次会议，印度支那战争得以停止，亚洲局势和国际局势进一步缓和，新中国初步打破了美国的孤立和遏制政策，扩展了国际和平统一战线，为国内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周边环境。

改善和发展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邻近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是新中国外交的重要方面。当时，周边一些弱小国家与中国之间还存在着边界、华侨国籍等历史遗留问题，同时他们担心共产主义会对本国产生影响，因此，对中国抱有恐惧和疑虑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应运而生。它首次提出是在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印度谈判代表团时。随后，1954年4月29日，中印双方达成协议，在双方签署的《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序言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确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在访问印度和缅甸时，利用各种场合阐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原则一经公布即引起了国际的关注和重大反响。

虽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处理与亚洲民族独立国家关系时提出的，但党中央很快就将它作为处理一般国际关系的准则。毛泽东曾说，我们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这五项原则适合我国的情况，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五项原则也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他还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社会主义可以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共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他特别指出：“这也包括美国在内，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和完整体现，它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主张世界各国在相处中互相监督，实行对等的约束和自我约束，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此外，为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还积极参加了亚非会议，这是新中国走上国际政治舞台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这次会议是第一次仅由曾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的亚洲、非洲国家发起和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1955年4月18日，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的独立大厦开幕，这次会议也被称为万隆会议。随着会议的推进，亚非国家间的一些矛盾和分歧也暴露出来，核心问题是亚非新兴民族国家究竟应如何处理与相互对峙的两大阵营的关系，会场气氛越来越紧张。在此关键时刻，周恩来没有按原定计划在19日上午首先发言，而是在充分倾听其他国家的发言后，于19日下午进行了发言，他没有宣读原来准备好的发言稿，而是另作了一个补充发言。周恩来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他强调“求同”而不是“立异”，说明亚非各国的共同基础就是“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他表示，不同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存在，“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中国“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周恩来的发言没有直接驳斥对共产主义的攻击和对中国的责难，却巧妙地阐述了中国的原则和立场，宽容大度地体现了和解的精神，当场获得了绝大多数国家代表的赞同。这篇利用午休时间赶写的演说词，使两天来大会的紧张气氛顿时缓和下来。

在随后四天的会议中，会上形成了两派观点：一派支持中立主义，赞成与共产主义共处；一派支持集体防御，主张与西方结盟来反对共产主义。在这种僵局下，周恩来于4月23日再次发言。他指出，中国不赞成在世界上造成对立的军事同盟，反对针对共产主义的“集体防御”；主张亚非国家应“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进行国际合作，求得集体和平”。同时，周恩来提出了作为中国代表团议案的七点“和平宣言”，并逐条进行了解释，谈了中国的邻邦所关心的一些问题。这篇发言再次打破了僵局。4月24日，大会一致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公报》吸收了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形成了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

亚非会议取得成功，标志着中国打开了与亚非国家广泛交往的大门，中国的国际和平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展。此后，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指导下，对外关系以多种形式迅速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争取了国际和平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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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锐.周恩来与1954年日内瓦会议[J].学理论,2017(6).

[5]阎滨.“我们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 万隆会议:新中国外交的重要里程碑[J].国家人文历史,2018(6).

（作者：李东宁 宁夏大学马克思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