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在中国阶级社会有着较长的历史。建国之初，这“三害”在党政军民机关中大量存在和蔓延，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党政军民机关中留用的旧人员受旧中国官场官贵民贱、奢侈浪费、贪污腐化的积习影响较重，一九四九年后还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另一方面，革命胜利后，一些意志薄弱的党员从残酷的斗争到和平建设时期，从穷乡僻壤到繁华城市，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思想上难免发生变化，认为辛辛苦苦打下了江山，享受一下有什么不可以，这些思想给腐化堕落找了借口，为贪污受贿开了口子，而一些不法之徒、投机分子的拉拢腐蚀，更成了推手。

其实，早在建国前夕，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西柏坡会议上，毛泽东就以政治家的敏锐向全党发出过这样的警告，他提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一场为党和国家扫除污泥浊水的运动就此拉开帷幕。

“三反”运动中的年度“反贪剧”是以刘青山、张子善的伏法启幕的。在那个年代应该没有人没听过这二人的名字。此二人一原为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另一原为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皆是中共红军时代入党的老党员，在战争年代功勋卓著，但却在担任天津地委书记、天津专区专员短短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贪污171亿元（旧币）。这是一个惊人的数额，按照当时的币制标准和市场物价指数，这些钱可买粮食近2000万斤、布800余万尺，足够50多万人吃一个月粮食并做一身衣服，要知道当时我国的国民经济还是相当困难的。当刘青山、张子善被处理时，曾经有人向毛主席说情，希望看在他们两人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的份上，能不能不要枪毙，给一次改造的机会。但毛主席却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由此可见党中央对惩治贪腐问题的决心和在维护党的肌体健康、党的事业发展中的深谋远虑。

随后，全国又查处了一系列贪污腐化问题。同时，由于社会上浪费的损失远远大于贪污，而浪费和贪污往往和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相关。因此，在反贪污的同时，各地也同时注重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经过近一年的斗争，“三反”运动整体取得极大收效。其重大意义，更体现在这场运动对全体党员进行了一次鲜活的防止“糖衣炮弹”侵袭、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精神、保持优良作风的实践教育，起到了振聋发聩、扶正祛邪的作用。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社会风尚清明朴素、党政干部廉洁奉公，为推进新中国的各项建设起到了极大的保障作用。

在“三反”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反映，很多贪腐背后都存在奸商的拉拢腐蚀，还有一些奸商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影响非常恶劣。例如，上海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用各种卑鄙的手段腐蚀干部，先后向25个机关的65名干部行贿1亿多元（旧币）。除此之外，更让人愤慨的是，一些奸商竟然从尸体上和垃圾里拾取腐烂的棉花，做成含有大量细菌的“救急包”，用坏牛肉做成罐头，用发霉的面粉做成饼干，用坏鸡蛋做成蛋粉，然后却以高价卖给志愿军，一些志愿军因此致残致死。这些奸商用志愿军的鲜血喂肥了自己，获得了暴利。上海市市长陈毅曾称这些奸商为“五毒俱全”“毒气熏天”。因此，在私营工商业者中也同时开展了针对“五毒”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在广大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制度和民主改革。

“三反”“五反”运动对于初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年轻的共和国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他的意义远超越了净化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更在于进一步牢固确立了工人阶级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激发了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领导，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为中国向社会主义的改造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开国领袖画传系列 毛泽东[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8年.

[2]胡新民.毛泽东是怎样指导“五反”运动的［J］.党史博采(上).2019(2).

[3]方海霞.新中国反腐第一案的启示［J］.机关党建研究.2019(8).

[4]刘飘，刘宗灵.浅析“三反”运动及启示［J］.西部学刊.2020(15).

（作者：李东宁 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