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苏区沦陷，中央主力红军完全失去了后方，不得不边长征边寻找新的落脚点。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临时紧急会议，讨论战略行动计划问题。国民党当局已判定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沿途布下重兵，企图围歼中央红军。博古、李德仍然坚持按原计划行进。危急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原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经过讨论，博古、周恩来也同意先西进贵州。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经过激烈讨论，与会多数同志接受毛泽东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的主张。12月31日晚至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举行会议，决定强渡乌江，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革命根据地。

1月2日至6日，红军突破乌江天险，7日智取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参会人员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朱德、陈云、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以及参会人员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

这次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主要在于总结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和长征初期作战被动的经验教训，清算“左”倾军事路线错误。

毛泽东从党和红军的团结大局出发，审慎处理了各种复杂关系，经过与张闻天、王稼祥商议，确定由张闻天根据三人的意见——主要是毛泽东的意见，起草提纲，在会议上作主要发言，并议定：将政治路线的争论、组织问题的解决以及其他政策和方针的问题暂时搁置不议，首先着力解决军事路线错误，保证遵义会议能够顺利举行。

毛泽东的这一策略非常高明。原因在于，要想现实地彻底纠正“左”倾错误路线，必须要解决三个根本性问题：一是在政治上，纠正错误的理论、路线和方针；二是在组织上，更换错误的领导和改变错误的领导方式；三是在军事上，彻底改变错误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在这三个问题中，政治问题带有根本性，要彻底解决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理论、路线和方针问题不可能一朝一夕。仓促解决不仅难有结果，而且会影响党内团结，为其他问题解决造成困难。组织问题也是如此。军事问题则必须要首先解决，红军才能化险为夷，走出困境，而且解决起来立竿见影，有说服力。

周恩来后来回忆说：“遵义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军事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是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紧迫。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的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张闻天也说：“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

遵义会议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能够摆脱共产国际的干预与控制，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问题。对此，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在《中国纪事》一书中恼怒地写道：“他们从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那里，具体地说就是从共产国际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帮助。所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农民的、地方性的和民族主义的情绪，就能够不顾马列主义干部的反对而畅行无阻，甚至这些干部本身也部分地和暂时地为这种情绪所左右。”中央红军在遵义休整时，毛泽东“利用这次休整时间，强迫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召开了所谓的扩大会议”。

1934年10月上旬负责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联系的中共上海局遭到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破坏，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就此中断。当时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矛盾异常复杂、革命形势瞬息万变。难道与共产国际中断了联系，就应该坐以待毙吗？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难道不应该为自己在短短一年内就使得数百万人长达七年的流血、牺牲、革命、暴动的成果化为乌有，去负责任地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反思吗？难道只是因为考虑了占中国人口90%以上的农民的反抗压迫要求（这其实是属于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任务），就应该被扣上小资产阶级农民的、民族主义的帽子吗？在中华民族品尝了差不多100年的抗争、迷茫、牺牲、失败之后，一个合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带领着中国人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正确道路，难道不是更应该继续坚持下去吗？李德是一个德国人，要正确地指导中国红军，无论如何非要先向以毛泽东等“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共产党人虚心学习不可。可以说，遵义会议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中华民族近代百年生死奋斗的转折点和新起点。

参考文献：

[1]杨河、赵军.遵义会议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曾江、廖苏予.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04-28(001).

[3]布成良、成阳.遵义会议的历史经验与启示[J].群众，2021(08).

（作者：毛升 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