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星照古今。”这是“五四”运动时期，社会上流传着一首诗嵌名诗，“北李南陈”指的就是李大钊和陈独秀。李大钊是在中国大地上举起社会主义旗帜的第一人，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们最早在中国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党组织，是当时进步思想的急先锋，青年人的偶像。

1919年6月，陈独秀因在北京散发反对北洋政府的传单而被关押。后经各界营救获释出狱，但仍然受到京师警察厅的监视。为避免陈独秀再次受到迫害,李大钊等人商议，设法送他离京。在军警的严密监视和盘查下，乘坐火车或小汽车出京，都不可行。怎么才能离开呢？关键时刻,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担负护送陈独秀的任务。李大钊决定，先护送陈独秀到自己的家乡——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暂避，然后再转道天津前往上海。

1920年2月，临近年关，生意人都会出门收账。这是一个寒冷的凌晨，星光依稀，从北京朝阳门驶出一辆旧式带篷骡车，卷起了一路烟尘，向天津方向驶去。车上有两位乘客，都是生意人的打扮。坐在车篷里的一位，40岁左右，长袍外面套着一件沾满了油渍的棉背心，头上低低地压着一顶毡帽，一副土财主的模样，他不时地探头望着前面，这位便是北大教授陈独秀。而赶车的这位，年龄要小一些，微胖的脸庞蓄着八字胡，戴一副金边眼镜，身边放着几本账簿，他跨在车把上，打扮成账房先生的模样,“驾!……驾!”地吆喝着,挥着手中的鞭子,急急地赶路，他便是北大教授李大钊。

为了避免暴露陈独秀的南方口音，沿途一切交涉皆由李大钊出面办理。在这辆骡车上，两位先驱一路驱车，一路交谈。商量着如何在中国建立一个像俄国布尔什维克这样的政党。

“守常老弟，我看呢，我们有必要建立一个像俄国布尔什维克这样的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陈独秀说。

李大钊连连点头：“是啊，是该建立中国的布尔什维克!”

“仲甫兄，要不这样，我着手在北京作建党的准备,你在上海作建党准备。”

陈独秀马上回应：“好啊，好主意！”。

在几天的旅途中，他们彼此交换着建立共产党的意见。两人决定，李大钊在北京作建党的准备，陈独秀在上海作建党准备。这就是被传为美谈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

此后，陈独秀以上海、广州为中心，李大钊以北京为中心，为建立党组织而努力着，南北遥相呼应。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初期的成员有邓中夏、高君宇、刘仁静、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等人，他们都是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直接教育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北京大学学生。4、5月间，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团结了一批从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进步知识分子，包括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等人。研究会的成员除了深入学习、翻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外，还深入农村、工厂，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这两个研究会的建立，既为建党作了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也为建党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来华。维经斯基首先走进了北大红楼，在李大钊的办公室里，经过多次交谈后，维经斯基对李大钊说，中国应该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这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李大钊向维经斯基推荐陈独秀，建议他到上海找陈独秀进一步商谈建党的问题，并亲自写了一封介绍信。李大钊认为，陈独秀的社会声望和影响是公认的，上海也是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有更好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和条件。此后，建党活动的中心南移到上海。

对于维经斯基的到来，陈独秀十分高兴，他坦诚地对维经斯基说：“我同李大钊相约，在南北方联手共建中国共产党，你们的来访正是求之不得。”

维经斯基与李大钊和陈独秀的会面，加快了建党的步伐。6月间，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5人，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聚会，这里也是《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决定成立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会上起草了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确定通过工农专政、生产合作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经征询李大钊的意见后，正式定名为“共产党”。此后，上海的共产党组织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全国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10月,李大钊等人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任书记。

很快，全国及海外先后成立了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旅日、旅法等8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各地党组织的相继成立，为正式成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陈独秀和李大钊开始为中共一大召开做筹备工作……（作者：钱容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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